自然界真正的进一步理解很少是逐渐的。一切重大的进展皆是顿然的直觉，都是全新的原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完全认识这种跃进的过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淡化革命——不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革命皆然。照他们所说，这种进展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好惊奇。

　　回想起来，因为解释的桥梁总是在这种直觉的跳跃发生之后许多年才架设起来，所以我们后来者从后面看才认为那是很合理的，甚至是不可免的。这些伟大的观念我们视之为当然。可是，事实上这些观念在当时简直疯狂。

　　孔恩指出一个现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与反抗发生的情形。这样，由于我们已经了解革命性灼见的动力，所以我们便开始懂得为自己酝酿一种健康的变革。这样我们就可以使集体心灵的转变比较缓和，不必因为危机而发高烧。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向自己问问题——向以往的看法挑战。以往的看法一直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熟悉的家具。这些看法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它们差不多也已经盲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以往的看法有什么地方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就必须先要这些看法让位——让位给更为根本的透视点。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在原先问问题的层次上解答。这跟禅宗的公案一样。问题必须重组，放到比较大的脉络里面才可以。原先那些不可靠的看法都必须丢弃。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经刊出一幅漫画。漫画里面有一个国王说他可以把Humpty Dumpty（译注：已经毁坏，无法修复的东西）修好，只是他需要比较多的人马。我们现在也是和这个国王一样的无理性。我们想用原有的工具，以原有的思考脉络解决问题。我们看不到那个日渐升高的危机，就是我们在本质上走错方向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总是问，医疗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险。不过这个问题却是一开始就把健康与医院、医生、处方、医学技术画上等号。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又譬如我们常常争论学校的教材怎么教最好，可是很少问教材适当不适当。我们尤其不问“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如今我们的危机告诉我们，我们的种种制度违背了自然。我们认为物质的消费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把工作的人性成分剥除，使工作变成莫须有的竞争。我们对于自己教学与学习的能力感到不安。医药普遍地变成很昂贵，可是不但在慢性疾病和传染病治疗方面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越来越剥夺人性，侵犯人格。我们的政府很复杂，可是却毫无反应能力。支撑社会的系统每当遭遇压力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