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说同样语言的同胞，而且，大多来自同样的中产阶级根源。在那一年里我与其中不少人弄得相当熟了，而且还形成了几个长存的友谊。

那么，我们——我女儿和我——就在那儿，住在一个嬉皮社区里巨树下的小小木屋里。大多数的日子我都花在我书桌旁，那是我由一张门板和装橘子的木箱设计出的，挤在六尺乘八尺的厨房里。当我女儿在河对岸桥边不远的、低压力的学校里闲闲度日的同时，炉子暖着我的背。但这并非我写作“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一年；除了少数几篇短篇小说外，我写的东西结果多半是自我探索性的。日子过得相当兴高采烈——令人震撼的布景、得以认识这些人、我对小说的初萌芽的尝试——但大部份时候我仍是悲伤的，我开始看出，我至今所追求而未成功的是透过婚姻生活得到一种方向感；现在则全靠我去找到我生命的方向了——那令我感到孤寂。同时，我也开始了解在我的工作上我一直在当女主角，我对学生的关心还不及我对当个明星有兴趣——那使我对回去教书觉得不安。话说回来，在这儿我是和人同住着，他们有些和凯西一样的怪，他们相信各种各类乖僻的事，而不去做那些他们“被认为”该做的事，像是守住专职及存钱在银行里。他们如此惊人的充满活力、多彩多姿又有吸引力，但他们却与我有天壤之别……或并没有？

那么，在蒙里欧这一年并没帮我理清什么，而是令我觉察到我曾经是而不再是什么。我略略得知，我在西班牙的一年给了我一个对实相的不同看法，我再也不可能是原来那个人了。在一个“陌生的”文化里又过了一年使我改变得更多了。借着观察那些拥有不同信念（因而有一个不同实相）的人，我自己的信念也变得可见而相形之下变得不可接受了。我必须摒弃它们，却不知用什么来取代。

就在此时，我第二度遇见赛斯，在准备离开我的森林环境回去夏威夷和大学时，我拜访一位朋友的家去跟她道别，她正巧在读赛斯的《灵魂永生》。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待了一年，我比来时要开通些而且好奇些。我打开书的半中间，读到：“如果你扩展你的爱、健康和存在的感受，那么你就会在此生及其他生生世世被吸向那些特质；再次的，因为它们是你所专注其上的事。恨战争的一代不会带来和平，爱好和平的一代才会带来和平。”

那个概念有什么（前卫）呢？我心里奇怪。对我来说它满有道理的。我很快地浏览一下书里不同的片段——因为这不是阅读它的场合——而格外地为它的清晰和一致性以及我感觉到在它背后的可靠性所震撼。在过去，我曾浏览过“奥秘的”书籍，发现那些文字很难看得下去，不论它们潜在的长处是什么。但我却发现这本书写得很清楚易懂，而且如凯西说过的：“很切题。”这个赛斯真的在对我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