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具有一定地位的达官贵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永远保持他们的享乐生活，因此我们看到了类似于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大型墓葬，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所需要的。当然万全之策是根本不上那个世界去，在神仙方士们的蛊惑下，他们相信灵丹妙药能使他们消解生死之大限。应当说他们是早期神仙信仰的主要经费提供者，并推动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化。

对于希望立功、立德、立言的读书人来说，他们的最大理想在于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的确，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士制度，特别是后来的科举制度给他们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但是在世袭社会中，一方面他们成功的可能和现实距离很大，因为通过科举而获得成功的人在总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小；其次在王权一统天

下的时代，读书人即使获得了功名，但在整体的政治架构中，他们始终只能是配角。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士人们深感伴君如伴虎，稍有差池便会轻则远逐边关，重则诛九族，空负远大抱负而无施展之地。比如汉代的窦太后因为有个叫辕固生的读书人主张儒学治世，而与她以黄老道学为本的政见不同，而直接把他扔进了野猪圈里。而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变乱频繁，名士们只能靠吸食一种叫“寒石散”的毒品来麻醉自己。他们身处庙堂而心系山林，或直接成为山林隐士。陶渊明说得明白：“密网裁而兔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服耕。”想不为“五斗米折腰”，则只能去享受“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清闲。其实所谓魏晋风度，所谓名士之超脱是一种“受迫性”的，绝对是中国古代身怀高洁之志的士人们的重要的价值替代物。有趣的是，由于山林隐逸之士多为高风亮节之士，古代一直受人尊敬。在汉魏时期，甚至以征辟山林隐逸的多少来判定政治贤明与否，这当然引出了一大批的假隐士。但这种风气使得遁入山林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般来说，由于大量的后期加工和传奇化，隐士的经历往往曲折迷离、引人入胜，还有很多隐士则开始由对政治的失望而专注于研习长生方术，都使得人们逐渐将神仙和山林隐士联系起来。有郭璞的《游仙诗》为证：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

缘罗洁高林，蒙笼盖一山。

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

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在这里山中隐士已经与赤松等神仙亲密无间。而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葛洪甚至将山林隐逸看作是成仙的必经之途。他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抱朴子内篇·明本》）实际上从本书后面的神仙传中，我们会发现，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大多是仙化了的隐士，所以有人说“神仙亦当隐士耳”（刘鉴泉《道教征略》上）实为至当之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