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几年，我又回到泰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寺院，接受进一步的训练，然后向一些知名的西藏喇嘛、禅师和印度上师学习。在十九年的教学当中，我十分荣幸和多位西方的佛学老师合作，在美国创立内观禅修社，内观是佛教的正念修行方法。我曾经带领过为期一天至三个月的密集禅修，合作对象包括基督教、佛教徒、超个人心理学家及其他团体。我在1976年完成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自此就以心理治疗师和佛学老师为业。经过这些年，我主要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如何活出灵性的修行，我如何让它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开花结果？

　　开始教学以来，我看到许多学生误解灵性修行的真意，许多人希望用它来逃离自己的生活；许多人就像我一样，曾经用它的理想和语言来逃避人类存在的痛苦和困难；许多人就像我一样，曾经用它的理想和语言来逃避人类存在的痛苦和困难；许多人进入寺院、教堂和道场，只为了寻求特殊的效果。

　　由上向下的修行经历

　　我个人的修行是一条由上到下经历了不同的脉轮（身体的灵性能量中心，）而非由下往上。我第一个十年的系统化灵性修行，主要是通过心智的带领。我钻研、阅读，然后像僧侣一样禅修和生活，总是使用大脑的力量来获得理解。我发展出专注和三摩地（深层的定力），以及各种洞见；我对活在世间的自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并以崭新而有智慧的方式来看事情。我以为这种洞识就是修行的重点，并对自己新的理解感到满意。

　　但我以僧侣的身份回到美国后，这一切都结束了。在伊丽莎白.雅顿事件后几周，我脱下僧袍，进入研究所就读，找了份开计程车的工作，晚上还在波士顿的精神病院工作，并展开一段亲密关系。我从寺院回来时虽然清明、开阔又兴奋，但从居家生活和研究所的关系中，我很快就发现禅修对我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多少帮助。我的情绪仍不够成熟， 仍然表现出接受佛法训练前就有的指责和恐惧、接受和拒绝的痛苦模式，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模式。我可以对别处上千众生做慈心观，却很难与此时此刻就在眼前的某个人建立亲密关系。我曾经在禅修中用强大的心力压抑痛苦的感受，却常常在很久之后才了解自己其实在生气、悲伤、哀痛和受挫。我在关系中不快乐的来源并未受到检视，也缺少处理感受、投注感情及以智慧与朋友和所爱的人共处的技巧。

　　我被迫将整个修行方式从头部的脉轮向下转到心的脉轮，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以重新唤回我的情感，将觉察和理解运用到自己的关系模式上，学习体会自己的感受，以及处理人与人联结的强大力量。我借由团体和个别咨商，以心为中心的禅修，超个人心理学， 和一连串既成功又惨痛的人际关系来学习。我检视原生家庭和早年经历，把这种理解带入现在的关系。最后，这个历程将我带进一个以困难开始而现在是幸福婚姻的关系，其中有我的妻子李雅娜及美丽的女儿卡洛琳。我逐渐了解这种心的工作与灵性修行其实是完全相容的。